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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炒股那就是文强离开东北的主要原因：“陈诚到东北后

电视剧《潜伏》中的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吴景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就不用多解释了，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他去天津之前，原本是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还兼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长、东北行营（也叫东北行辕，不同人回忆录和史料记载不太一致）督察处长，陈诚在东北大开杀戒，刀子也落不到吴敬中头上，他为何要脚底抹油溜到天津？

吴敬中（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称吴景中为吴敬中）的经历相当复杂，我们在很多原军统将军级特务的回忆录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原军统局总务处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更是称其为“老同事”和“很要好的朋友”。

吴敬中像沈醉一样，也搞过总务，不同的是沈醉在军统（保密局）本部当总务处长，给戴笠、当管家，吴敬中则是在中苏情报合作所给当管家（郑为中方所长，吴为总务科长）。

搞过总务的特务一般都四面见光八面玲珑，吴敬中还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经历，在东北当特务机构一把手，可谓左右逢源，但他却阴差阳错跑到不久后被包围的天津，并因为“弃职出逃”而被毛人凤剥了军装——军统以及后来的保密局都属于军队建制，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郑介民，1956年2月23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59年12月11日死后追晋陆军一级上将，吴敬中一直跟着他混，或许当不了二级上将，弄个中将还是绰绰有余的。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吴敬中从东北区区长调任天津站站长期间，陈诚是“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营主任，郑介民担任“国防部”二厅中将厅长（后升任副部长）兼军统（保密局）局长，陈诚跟戴笠有过节，但是跟郑介民却没啥矛盾，所以陈诚只“收拾”戴笠的人，对郑介民的人，却没有什么成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介民也算陈诚的“半个下属”，郑介民的第二厅就是给陈诚的“参谋本部”提供情报的。

陈诚在东北收拾戴笠一系的督察处（室），在电视剧《渗透》中有精彩展现：中将处长（主任）李维恭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李维恭之所以服毒自尽，一方面是被许忠义、齐公子、于秀凝、陈明等人气得七窍生烟，另一方面也是被陈诚骂得生无可恋。

电视剧里的人物，尤其是特务，都有历史原型，我们在曾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后来被称为东北区区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长、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文强的《口述自传》和记载他生平的《文强传》中都能找到相似度极高的人物：“文强到锦州后，经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接头，物色到锦州市一家原由日本粮食株式会社占用的房屋作办公地址，接收了余秀豪、荆有章、陈旭东三部分最先进入东北的军统组织。行营督察室（处）存在时期，系与东北办事处合并办公，并未另设机构，主任（处长）文强，副主任（副处长）陈旭东、陈仙洲、王力，”

后来成为军统东北区副区长兼沈阳站站长的陈旭东，抗战期间是东北特别情报站站长；余秀豪因为留学美国专门学过警察，就去哈尔并当了警察局长，真实身份还是军统人员。陈旭东在沈阳解放时被捉，1975年跟他的“老上司”文强同一批特赦。

陈诚到东北主抓军政一切要务，对军统分子，尤其是戴笠的嫡系大开杀戒，那就是文强离开东北的主要原因：“陈诚到东北后，撤销了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一方面大力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官员中的某些贪污分子，文强深知自己既是、熊式辉的旧人，又是陈诚一向反感的军统局的重要角色，必然成为陈诚排挤、整肃的对象。”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部被撤销，文强就不可能再当保安司令部督察处长；东北行营主任从熊式辉变成了陈诚，那么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也不可能继续是文强了——文强跟戴笠的关系实在太近，而且文强还有一段陈诚不可能接受的履历，他们甚至可能作为对手在战场交锋过。

文强在1928年到1931年间曾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陈诚当时是老蒋围剿干将、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

陈诚心胸并不宽广，戴笠“密友”文强早已上了他整治的黑名单：“随陈诚来到东北的国防部第二厅国际情报处处长叶楠（文强在北伐时期的朋友），暗中告诉文强：陈诚对他已经十分注意，说他是杜聿明的人。叶楠劝他最好趁各部门改组时自动离开，以免挨整。”

文强见势不妙拔脚开溜，吴敬中就成了军统（保密局）东北区区长，但是因为吴敬中跟郑介民那方面的关系，再加上他跟小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而且不兼任督察处长（主任），所以跟陈诚没有太多交集，所以陈诚不管怎么“抓特务”，也抓不到吴敬中头上。

吴敬中担任军统东北区区长没多久，陈诚就因为在东北一败再败而灰溜溜离开，悬在军统高级特务头上的刀基本消失了，继任的行营代主任兼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宽宏大量人所共知，再加上杜聿明又杀了回马枪，在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期间，还被老蒋临时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已经躲过陈诚清算的吴敬中，却出人意料地调任天津站站长，这就是属于“降至”了——按军统（保密局）的架构，局本部下设大区，大区在名义上领导若干省站，比如云南站站长在名义上是要受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督查主任周养浩领导的。

吴敬中后台足够硬，他这么降职，其实也是塞翁失马：卫立煌和杜聿明接过陈诚的烂摊子，还是打一仗败一仗，吴敬中这个搞情报的区长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万一被围在哪个大城市，还真未必能挤上逃跑的飞机。

吴敬中离开东北来到天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蒋家父子对属于傅系的陈长捷很不放心，需要派得力人员进行监视，于是吴敬中就成了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天津一站站长。

当时保密局在天津有两个站，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写得很清楚：“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

吴敬中眼睛对内盯紧陈长捷，所以陈长捷在是否起义投诚上进退两难，他自己也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发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中回忆：“蒋的特务对天津作战是多方面的钳制，这一种特务恐怖，慑伏了部队长官，迷惘不省。”

吴敬中身负“重任”与“厚望”来到天津，就像丢了马的塞上老头，一方面逃离东北是幸运，另一方面进入天津也不安全，没过多久天津也成了围城。

围城中的吴敬中知道再不跑就晚了，于是他带着武器强上了一架运输纺织设备的飞机，一溜烟跑回了南京，毛人凤原本想办老吴一个“临阵脱逃”死罪，但是小蒋一出面，他也只能乖乖放人，但不知道是吴敬中厌倦了特务生涯，还是受到了“开除军籍”处分，吴敬中从1949年就从特务名单上消失了，而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谢力公和程一鸣，则分别担任了香港站和澳门站站长（后来是“国防部情报局”香港、澳门情报组组长）。

吴敬中从东北到天津，是明降暗升，还是祸福难料，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肯定会有更多了解和更准确评判：在您看来，如果吴敬中不调离东北或不逃离天津，他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吴敬中调离东北区似乎是杞人忧天——他继续当东北区长，陈诚真敢杀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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